总结出了“后历史主义”的概念，并且形成了一套相对比较完整的理论和实践体系。通过不断完善和发展这个“后历史主义”，我们能够在大学教育建筑解决了基本的功能、交通、安全问题之后，更多地考虑到心理问题和自我实现的问题，也即解决了选择什么样的建筑形象才真正是人们心目当中的大学的问题。比如最近我们在做的南通纺织职业技术学院就是这样的，校方觉得应该要有他们自己特定的专属的建筑元素的传承，那么怎样在历史、文化、传承、文脉等方面能够做到这些呢?我们深人挖掘南通纺织业鼻祖张謇的点点滴滴，得出了呼之欲出的建筑整体形象。
中外建筑：你们在校园建筑设计上具体做了哪些工作呢?
罗凯：我们的团队仔细研读了中国乃至世界各国的建筑史学，希望从中得出一些答案；我们学建筑学的，学中国建筑史学到清朝就没有了，也就是没有人再往下写了，但从1 900年开始至今才是真正的思想碰撞和观念变革的一百年a我们研究的时候发现一些东西，比如真正的建筑语言都是从纯艺术语言演变而来的，建筑学的很多派系都源自于纯艺术——19世纪出现的分离派，极简主义等都是在18世纪在绘画作品里面出现的，然后推导到应用领域、建筑学领域或是其它的工艺美术方面。在这种情况下，我在2001年的时候就想这个问题，什么才是中国现代纯艺术里面或者反思的潮流里面应用在建筑上可以达到现阶段广大人民群众需要的东西?经过很多的比对研究，我们觉得现代艺术中写实主义的手法是我们需要的，解构派，抽象派在中国现阶段没有市场。另一个是如何在时代的进步中挖掘建筑的个性，用折衷的方式表达出来，我觉得谁做得最好，谁能把握住建筑传承的精神内涵，谁就能设计出直指人心的建筑精品。我们研究了从1900年到2000年这100年里面中国的高校和文化教育发展的脉络，我们把这个脉络切成了七段，这个“七段论”在我的论文，还有博客里面有，我就不具体说了。总之，到了最后，“后历史主义”的理论脉络在我们不断的梳理和实践中逐渐清晰起来。
中外建筑：“后历史主义’俨然已经成为华东城建的一个商标，并且在不断地推广与实践，您觉得这对中国的建筑界，或者说得小一点，对于中国的文化教百建筑，这个理论的建立与完善，其意义在哪儿?
罗凯：“后历史主义”这本书的第一卷在2009年10月已出版了，也正如你所说，“后历史主义”不仅仅是我们实践基础上的理论总结，也必将是华东城建的标签，我们已经合法拥有了“后历史主义”的注册商标，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凡说到“后历史主义”就会让人马上联系到华东城建，它们将不可分割。“后历史主义”是对中国现阶段建筑设计思潮的反思，是一个阶段性的设计思想和理论依据的总结。我想，这本书或许还不是很成熟，但正如1966年文丘里宣布“现代主义已经死亡”一样，它应该具有跨时代的意义，当然可能也会引起某些争论。
中外建筑：我们会关注的，但是您为什么觉得它具有跨时代的意义，这样的自我评价你会不会觉得有点过高了?
罗凯：中国的建筑理论界向来为理论而理论，我们不是专门研究理论的人，但是我在我们的内刊上写过一段话：“华东城建是一个具有自身理论基础和躬身实践的公司，这类公司一定会给中国的建筑学和建筑设计或多或少带来它自己的东西”。毛泽东曾经就说过，中国应该对全世界有较大的贡献。那么，在我们现在的这个时段里，我们所有的这些努力，有时候别人会问你说，你到底要干什么，我的回答是我不想干什么，我们要对中国建筑学有较大贡献。其实，我常常觉得，我们这代人——也就是现在30来岁到40来岁的这些人，这些人中间肯定能出点东西的。为什么’因为出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或是六十年代末期的我们，经历了最为剧烈的社会变革，然后受到合适的教育，同时躬身实践了很多的东西，并且一直在思考，这样的条件，不仅会出现引领中国甚至世界的建筑理论，也会出现实际的优秀作品。
中外建筑：魄力够大，理想够大呀!
罗凯：以前我们开玩笑说，为什么要学建筑，说学建筑好挣钱。其实，到了现在，无论钱多钱少，一个数字而已。我觉得，作为建筑师，最重要的是要有思想。中国本土建筑师比较苦闷的原因在于，必须疲干应对很多的东西，因为量太大，收费偏低，像严迅奇做一个东西可以活三年，但你做三个东西
还不见得能够活一年，这是现实情况。尽管如此，我觉得这并不能遏止我们探寻理论的想法和激情，大家都在埋头拉车而不抬头看路，能够谈到这个层面的中国本土建筑师是少之甚少的。建筑师要想清楚一些东西的话，你必须要有你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如果你自己没有方法论，那么建筑这个东西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这样做或者不能那样做就成了死循环的问题。同样一块布料，既可以做成西装，也可以做成马褂，可到底做成什么呢’是凭借设计师的喜好而强加给业主，还是灵光乍现，随机得出建筑师自己认为的合适的形象呢?基于以上思考，我觉得中国的建筑师需要有自己判断的武器，这个武器要从实践中来，并且提升到理论，最终还要把它反映到实践中去，这就是我们的想法。
中外建筑：你们的内刊《谏言》办得不错，我看了几期，尤其是每期你写的刊首语，在第一本创刊号的刊首语里，我看到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你说，王选讲了一句话
“作为一个知识型的企业，它是需要教父的”。我已经自觉不自觉地担当了这个位置。想听听你的具体理解?
罗凯：我是长沙人，湖南人嘛，毛主席、曾文正的同乡，血管里流着某种比较特殊的血液，于是在性格方面也似乎有那么点特别。关于教父的理解我认为应该是这样的，第～个可能是精神领袖，很多年下来，我一手打造的团队可以去独立操做公司决定要去做事情，但可能思想上要有个寄托的核心，做起工作来有方向，我好像自觉不自觉地担任了这个核心的位置；第二个可能我是公司方法论和设计观的缔造者和传播者的关系。我一向认为：如果一个设计公司没有自己的设计方法论，没有形成自己的价值判断体系，那么它只可能是建筑垃圾的制造工厂而已。我和我的团队经过多年实践，总结了一整套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审美心态的，适合文化教育建筑特征的“后历史主义”的设计理论和设计手法：而我可能是提出这个理论概念并身体力行，在公司外推而广之的传教士和公司内创造传承这个思想体系的核心人物。而这个核心人物在某种程度上还要得到大家公认和认同，能够准确判断公司设计方向，能够确定公司的走向。具体来说，就比如我们做设计，任何一个设计可以做很多形式，但是哪种形式是最好的，这个很难说。很多时候，我们的设计师做到一定程度也许他们的自信心不够。他们需要有人告诉他这是正确的，那么可能我担当了这个角色：还有一些就是在实施上，因为业主的很多理由，我们的建筑师坚持得不够，这时候为了保证我们设计的自始至终的可控性和实施的精准性，我就成了他们的后盾。面对业主，我们需要坚持自己的设计理念和初衷，不被外力干扰，谁来拍板?只能是我了。
中外建筑：在今年的《谏言》刊首语上，您又引用了著名诗人顾城的诗《我耕耘》，《我播下了心》，它会萌芽吗?会，完全有可能。这让我感觉您对于华东城建未来的某种期待，那么您希望未来的华东城建成为一个怎样的设计机构?
罗凯：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说得小点，也可以说得大点。一句老话：“深挖洞，广积粮，缓称王”。华东城建的公司愿景是打造中国最具历史感和文化性的设计机构，也是“后历史主义”理论的缔造者。我们其实能够非常清晰地看到我们的未来。
中外建筑：你作为一个企业领导者，但同时又是一个建筑师，你更希望自己扮演哪个角色?因为我知道，随着企业的壮大，已经有很多人无法平衡这二者的关系，只能选择其一，放弃另一，能够平衡的人太少了。
罗凯：应该这样讲，我认为建筑师到了一定的程度，最关键的能力是他的宏观判断力。这种意识表现在你拿到一块地，就像拿到一块布料，你是做中山装还是西装，是做马褂还是旗袍，这是需要有前瞻力的。它综合到人文、地理、社会形态等等综合的东西，这对一个普通建筑师来说，这种意识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成就的。真正能做企业领导者的优秀建筑师，肯定是具备宏观判断力和掌控力的高手，重大项目来了，我这样的建筑师首先要把宏观的判断和思考的方向判断好并取得共识，然后才能给项目组分工，避免南辕北辙。我觉得在宏观判断力上，作为建筑师的控盘经验和作为领导者的掌控力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它们并不相违背，很多设计企业都有这样的现象。当然，领导力的培养也需要管理理论的支撑，我在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需要去读书，我前几年读了中欧的EMBA，这个EMBA在管理上让我知道很多的东西，这个东西反过来也许会促进我对建筑学的深入理解。
中外建筑：那么您做了这么多年的设计，您在设计过程中最关注哪些东西呢?
罗凯：建筑师每个阶段关注的东西是不同的，这与建筑师自身的认知水平的提升相关。其实我现在在设计时最为关注的是，如何在合理合适的造价上做出最精彩的东西，我认为这应该是建筑师创作的最重要的准则。作为一个建筑师，如果你只是一个形式的把玩者，建材的运作者，而不是对整个宏观建设过程有过周密考虑的话，那你应该是不成熟的。我们的建筑师进华东城建的必修课就是建筑经济，他们必须知道某种面砖一个平方多少钱，不同石材价格区间是多少，地源热泵对造价增加和能耗减少的换算方法等等，这些个经济数据做建筑师的必须要清楚。否则害人害己。我们建筑师要做的工作就是用有限的钱把要打造出来的东西发挥到极至，客户的期望是我们工作的最低要求，引领客户的需求、提供创造性的增值性的服务，超越客户的想象才是我们存在的理由。华东城建做得最多的是文化教育建筑，这些公共建筑花的都是纳税人的钱，我们必须要对他们负责。那种无视经济基础、追求新怪奇，全凭建筑师本人好恶或迎合长官意志，建筑成本单方动辄数万元人民币的设计，我们不会做也做不来。
中外建筑：刚才您已经讲了，您的角色已经从建筑师往企业管理者方面转变了，那么在未来十年或是二十年以后，您认为华东城建的发展方向如何?
罗凯：信息时代，瞬息万变，现在企业规划做二十年的好像没有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华东城建的长远发展要与自身现状相结合，我们已经拥有一大批谙熟理论，有实战经验的青年建筑师，华东城建致力于创建公司平台拓展和个人品牌塑造相结合的共赢机制，为中国的城市建设提供优秀的建筑环境解决方案，为建筑思想者提供实现智慧的广阔平台，为全社会留下宝贵的物质和精神财富。这些年，华东城建用独特的视角和建筑设计语汇诠释建筑意匠和文化内涵；往后，我们将坚持不懈地研习中国建筑和文化艺术史，找出适合中国国情、市情、区情的建筑设计表达方式的脉络，沿革和发展方向，以“后历史主义”为自身独特的设计观和方法论，以提升中国建筑设计创作水准为己任。
中外建筑：您刚刚讲7往后20年对“后历史主义”理论推进的预期和想法，如果往前推，你如何评价过去的10年中国的建筑理论和建筑实践的关系，您对这十年建筑理论发展的一个现状有怎样的看法?
罗凯：我们的研究人员这些年一直在尝试新的模式，以逐步丰富我们自己的建筑理论。但我们在研究中发现一个最大的问题，很多研究建筑理论的人并不参与建筑实践或极少参与建筑实践，搞建筑实践的人更是低头拉车，从不抬头看路；建筑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并没有为建筑实践服务，建筑
实践也没有提炼相应的建筑理论，这也许就是目前建筑理论界的悲哀。我认为这个现象更深层次的东西也许是社会学的问题，在这剧烈思想变革的30年，美和丑、善与恶、好与坏的界限似乎模糊了。这种审美意识和审美心态的模糊，对于理论界是有伤害的。谈到最深层次，就如顾准所言，只有在希腊城邦制度下，才会产生最好的艺术家和文学家，在斯巴达时代则鲜有艺术家和文学家。那么，斯巴达时代可以出现亘古流传的建筑理论吗?我认为即使有，那么也是斯巴达式的。所以，在某个历史阶段你不能企盼公认的划时代的理论有什么具体功用，无形的手已经将它扭曲和变形，你不能企盼实践和理论之间有多密切的联系，只因为所有的艺术、建筑、文学都有其时代性并与意识形态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因此，我觉得没有必要去追究理论界的责任，也没有必要谈它们该如何如何，我们通过建筑实践就应该有我们自己的理论，我们边走边总结，边提升边实践，我们并不企盼谁来证明我们是对的还是错的，因为任何旗帜鲜明的观点和理论需要放入历史长河中来检验：但我认为我们的标志性作品会进入续写的中国建筑史当中，亦正亦反，留待后人评说。
中外建筑：最后一个问题，请给中国的建筑院校的学子以及刚刚从事建筑设计行业的年轻建筑师几句话。讲几句_心里话吧，你最想讲的是什么?
罗凯：“看书，读懂生活”。优秀的建筑师是个杂家，不是画图匠；学建筑，不是为学建筑而只关注设计技能，应该大量阅读有关哲学史，艺术史方面的书籍。哲学是研究科学的科学，历史观是建筑师应该掌握的思想武器，艺术史则可以从历史中找到自己的思维坐标。为什么要这样讲昵?我认为技术可以叠加，但思想无法复制。这是什么意思呢，两千年前有个哥们做了一个篮子加爆竹推进想上天，结果摔死了；但是今天“神七”上天了，以后还有“神八”，“神九”，这说明技术是可以叠加的。但五千年前就有一大堆人思考人为什么活着，今天还有人在思考这个问题，你今天思考的问题五千年前就有人帮你思考过了，其实这种问题你不要再思考了，从古人先哲的思想中去寻找答案就可以了，这也就是我说的思想无法叠加的意思，这也是我说的为什么要看书的真正原因。至于要读懂生活，其实对建筑师来说，到7--定时候，只有“厚积”才能“薄发”，只有行万里路，看过和读过大量建筑实例，读懂人生活的方式和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后，才能发掘出让自己感动和让他人感动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