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从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的讨论开始，哲学教科书的二分“板块结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讨论绵延不止。这里涉及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辩证唯物主义是否唯物史观的“理论胚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突显的是“两个跨越”，即社会形态的跨越和生产力发展的跨越。“两个跨越”和影响我国哲学教科书近半个世纪的二分“板块结构”发生了理论碰撞。基于实践和理论的需求，本文着重论证如何摆脱这个“理论胚胎”，恢复唯物史观的“本来面目”。
关键词 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 “板块结构” 市民社会 新唯物主义
作 者 冯景源，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北京：100872）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学术界就开始质疑《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个二分“板块结构”或“两个主义”模式。在这样的“板块结构”或“模式”中，唯物史观的研究对象被淹没了；它的艰难的发现历程不见了；唯物史观自身成了一个被动的理论形式，它的一些主要的理论和方法都要由第一个“板块”或“主义”来提供；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和理论研究也被引导到第一个“板块”中去。这样的结果，忽视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入理解和理论探讨。一个严重的结果是，在我国改革开放，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中突显的“两个跨越”，直接碰撞了这个二分“板块结构”。
在《唯物史观“艺术整体”研究的意义》（载《东南学术》2007年3期）一文中，我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论点：把辩证唯物主义当作唯物史观上的一个“理论胚胎”，即唯物史观是由辩证唯物主义“推广”、“应用”而产生之说是不对的。文中主要探讨了唯物史观“艺术整体”的理论内容、它的主体能动性，及它的与时俱进的创造性。但是这一主题性，只有在揭去笼罩在唯物史观上的“理论胚胎”的迷雾才能充分地显示出来。
问题是：这个“胚胎”说是怎样产生出来的，它在实践上和理论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了哪些偏颇理解？
摆脱所谓“理论胚胎”是
我国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所体现的“两个跨越”从实践上同二分“板块结构”发生碰撞，在一些人的思想和认识上产生了一些糊涂观念或偏颇理解。如说我国的特色社会主义是“早产儿”、“畸形儿”；是打着社会主义旗号，搞的是资本主义；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些人高喊的向上爬的阶梯等等。这种情况在理论界也引起了反响。马克思关于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的提出和探讨就是明显的证明。但是，这种研究则又引起了对唯物史观的一系列的质疑。这种质疑1989年的一篇文章以《马克思晚年的困惑》（见《新华文摘》1989年第10期30页）为代表。该文质疑说，唯物史观还灵不灵？其主要论点是：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以前是一元的，跨越“卡夫丁峡谷”表示的是二元的了；“五大社会形态学说还灵不灵？”马克思晚年对这个观点动摇了，因为提出了跨越的道路；“衡量历史的尺度是什么？”以前是唯物史观，重视生产力的矛盾运动，现在人道主义原则被空前提升了，因为跨越了资本主义血腥的原始积累这个“峡谷”，所以历史的尺度也是二元或多元的了，人道主义被提升为历史的尺度。在以后的讨论中，学者们有的著书，有的发表文章论证社会发展的“双轨论”，有的提出东方道路理论，有的论证说，《资本论》阐述的是西方道路，跨越“卡夫丁峡谷”是东方道路；有的论者进一步论述跨越“卡夫丁峡谷”是马克思晚年的“反思”；有的论者提出，马克思的晚年社会理论，是他“理论和实践的断代”。以上这些观点，就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建立在马克思的“困惑”理论和各种肢解的理论之上。这些观点，显然不能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提供理论依据。1994年可以说是突破二分“板块结构”的一个理论转折。这一年，由肖前老师主编、黄楠森和陈晏清两位教授为副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出版。这一教科书不再提“两个主义”并列了。说以前“哲学教科书体系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解释体系。”这样一来，好像闸门被打开了，既然是“一种解释体系”，别人可以解释，我们也可以解释。之后出现了许多解释体系。北大的张立波先生做了一下统计，几年的工夫，出现了10种解释体系（参见《哲学教科书体系的嬗变与重构》，载《教学与研究》2003.8.14~19）。到2003 年的时候，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又要修订再版，作者提出了“两个主义”一体化的任务（参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体化”：内涵、基础与问题》，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5.21~29）。2006年《东南学术》的“人类学笔记”还是“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的争鸣，是对二分“板块结构”质疑的又一时期。这个时期，从2004年初开始，直到2006年上半年，长达三年之久。这次争鸣的内容，涉及的是唯物史观理论的最初制定，其特点是文本的研究。这次争鸣可以说是第四次对二分“板块结构”的冲撞，它大大开启了人们的思路。
根据黄楠森教授最新的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并没有制定出一个系统的辩证唯物主义。这一结论是黄教授通过比较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哲学思想之后得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特别是辩证唯物主义体系，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还没有完全形成。”［1］可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始终有一个辩证唯物主义“理论胚胎”的阴影笼罩着。因此，彻底摆脱这个理论胚胎，则是我们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任务，以便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一个科学的理论依据。
唯物史观理论“胚胎”及其产生的历史考察
长期以来，我国的哲学教学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教科书的，这一教科书又被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本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联共（布）党史中是一个章节的题目，这个题目表明的是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或理解体系。这一理解体系，经过罗森塔尔、尤金《简明哲学辞典》的论证确认，遂提升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斯大林在1938年所写的著作，‘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的一个组成部分。这部著作完整地、严密地、系统地叙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2］就是这样一个完整、严密、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通过前者（辩证唯物主义）对后者（历史唯物主义）的“推广”而制定出来。为了说明这种“推广”关系，辞典分别通过两个辞条来进行。在“辩证唯物主义”辞条中，该辞条这样写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并把它推广去认识社会现象。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的极其伟大的成就。”［3］在“历史唯物主义”辞条中肯定地写道：“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运用于社会生活现象，运用于研究社会。它是关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4］该《辞典》于1958年在我国翻译出版，从那时开始，就影响着我国哲学的教学和研究近半个世纪。
在我国，强化了二分“板块结构”和“两个主义”的，还有两个不可忽视的原因。一个是作为全国统一教材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通称艾思奇本）。该教材于1961年11月出版。该书从1961年到1978年经过修订、修改前后出版三次。再一个应该提及的原因，是在我国学界具有一定影响的《简明社会科学词典》。该词典在“历史唯物主义”词条是这样阐释的：“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亲自参加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把辩证唯物主义运用到社会历史领域的结果。”［5］该词典在辩证唯物主义的词条中，进一步论证了这一“应用”说：“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应用于研究社会生活，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高度统一的科学体系，构成完整的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6］如果说哲学“教科书”通过对青年学生的教学环节广泛的传播，又通过简明社科词典的“科学”判定，那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便无法引起人们的质疑了。这种无疑的关系，是由前者通过“推广”“嫁接”到后者中去的。这样，辩证唯物主义作为唯物史观胚胎论就定型了。
胚胎论唯物史观的根本缺点
二分“板块结构”旨在阐明唯物史观的形成。从形成的观点来看，它存在着两个根本的缺点。一个是从既成的理论出发，没有形成的历史，是一个前后相继逻辑推移性的平面结构，只是为后者罩上了一些迷人的理论光环。另一个是或最主要的是，正如有的学者已经指出的，是它缺少明确的哲学研究对象。一定的哲学体系是一定时代某种精神的凝结。因此，作为哲学的研究对象，它主要包括这一哲学体系的历史使命、民族特征和时代特征。正是这个哲学研究对象的选择，使这一哲学体系区别于其他哲学体系，并在哲学思想史上有着传承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于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的德国。当时的德国处在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个历史转变时期，它有几种主要的哲学体系相继传承。这就是德国古典哲学。在这个历史转变时期，由于历史时期的变化，时代为哲学提供了各种不同的研究对象。康德哲学是这个时期较早出现的体系。代表康德哲学体系的是他后期的哲学思想，即“批判时期”的哲学。这个时期他致力研究的是认识论，即人的认识能力及其范围和限度。这种认识论可简称不可知论。当时的德国由于欧洲唯物主义的发展，哲学上处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在认识论上处于可知论与不可知论、唯物主义与宗教的对立。康德哲学的对象是“自在之物”或“物自体”。这一哲学提出了一些认识论的范畴体系，论证的结果是，人们认识的只是“现象”，“自在之物”的本质是不可知的。人们认识能力是有限的，“理性无能”就是这一哲学的重要结论。这样就为唯心主义和宗教留下了藏身之地。
继康德之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影响的是黑格尔。黑格尔哲学的研究对象是“绝对观念”。“绝对观念”和康德的“自在之物”不同，虽然它们都是由人设定的某种精神存在物，但是它们的作用却是截然不同的。“绝对观念”的“绝对”，可以说它有绝对的认识能力。黑格尔致力研究的是逻辑学。它通过“大逻辑”、“小逻辑”和“哲学全书”，探讨了范畴和辩证法的各种逻辑。这种逻辑可以论证（产生）现实世界的各种事物，马克思称“逻辑泛神论”。黑格尔哲学继承了康德的唯心主义。在康德那里，人们的认识能力是矛盾的、有限度的；黑格尔通过他的“绝对观念”的逻辑，发展了认识的辩证法。无论是康德抑或黑格尔哲学，都是德国古典哲学对唯物主义的反动。黑格尔通过万能的“绝对精神”复活了至上的上帝、绝对的“自我”。
影响马克思主义产生的还有一个哲学体系，即费尔巴哈哲学。费尔巴哈哲学的研究对象是抽象的唯物主义的“人本主义”。这一“人本主义”通过反对宗教恢复了唯物主义的权威。费尔巴哈本来是一个黑格尔唯心主义者。费尔巴哈转向“自然科学之后”，通过人本主义研究，既反对黑格尔的“绝对观念”又批判了宗教。他认为黑格尔的绝对观念是从人当中抽象出来的并与人相分离的精神；对于宗教，他认为神学的真正意义是人类学。因此，费尔巴哈哲学的目的，就在于把哲学的研究对象从不可知的“自在之物”、上帝化身的“绝对观念”这一精神实体，通过“人本主义”，既从唯心主义，又从宗教降到生物学的、自然人的身上。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呢？是现实社会人的物质生活和生产过程，即一定历史阶段上的市民社会。市民社会作为哲学的研究对象，使这一哲学既区别于康德、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又不同于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
哲学研究对象的确立有着重要的意义。这是一个哲学区别于其他哲学不可缺少，也不可替代的。哲学研究对象的意义如下：
首先，哲学研究对象像一个门牌，是用以区别各个哲学体系的重要标志；作为门牌，也是哲学家长期驻扎的大本营。在调和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个认识论的大本营中，康德奋斗了他的后半生，写下了《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批判力批判》。运用这些批判，限制了人的认识能力的范围和限度，建立了他的不可知论哲学体系。黑格尔为了论证具有无限认识能力的“逻辑泛神论”哲学，他着力研究逻辑学。他的代表作是《精神现象学》（辩证法逻辑学的诞生地）、《逻辑学》（通称大逻辑）、《小逻辑》（包括在他的《哲学全书》中）。费尔巴哈为了论证他的“人本主义”哲学，他的著名著作应以《关于死和不朽的思想》为代表，这一著作惹下的灾祸，使他永远被逐出了大学讲坛。之后，他继续研究，写下了极有影响力的《黑格尔哲学批判》、《基督教的本质》。
其次，哲学研究对象的确立，是以哲学思想表示的一定历史时期人类思想精华的凝结。在人类历史的每一个发展阶段，不少哲学家在进行着哲学的理论思维。他们的哲学，都可以说是一种思想的凝结，但作为一定历史时代人类思想精华凝结的哲学，却不是由人的意志决定的，只有反映社会认识实践，又在把握实践上具有认识工具能力的哲学来决定。因此，这样的哲学对象的确立，对哲学家来说，有的是自觉的，有的是不自觉的，但他们都在推进人类思想史上，在一定方面提供了新的认识工具。
在胚胎的二分“板块结构”中，因为缺少市民社会这一哲学研究对象，因此，我们也看不到马克思为什么会注意市民社会，和为此进行的一系列批判研究市民社会的各种著作的内容。因此，也就没有真正找到形成唯物史观的门径。
市民社会是摆脱
唯物史观理论“胚胎”的关键
胚胎论缺少市民社会这个哲学研究对象，这是由第一个缺点引申出来的。因为“推广”论、“应用”说注重的是理论推演，不注意对市民社会的探讨，因此，也就没有了唯物史观发展形成的历史。
我们的探讨着重在这一历史观的形成。
1. 市民社会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地。市民社会这一概念，作为哲学概念原出于黑格尔的《法哲学》一书。《法哲学》是黑格尔“绝对理念”在人们社会生活中体现自己辩证发展的理论，也可以说是他的“逻辑泛神论”历史观。这种历史观表示的是：人们的社会生活高于个体生活。“绝对理念”是超乎个人而通过人们的各种联系和关系表现出来的客观规律。《法哲学》通过抽象的法、道德和伦理，着重论证了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家庭是伦理起主要作用的范围；市民社会是人们利益及其矛盾起主要作用的范围；而国家则不同，它通过正义和法使市民社会中的一切矛盾得到调解。在黑格尔的这一关系中，伦理的家庭阶段是人们生活的自然统一体，表示着家庭的出现；家庭的分化引申出了市民社会，在这里人们的物质利益引发为各种矛盾；这些矛盾在市民社会自身无法解决，国家理念则是凌驾于市民社会之上的使一切矛盾得以解决。
马克思对德国哲学的批判是从黑格尔哲学开始的，而且是从黑格尔的《法哲学》开始的。批判的重点，是被黑格尔非常蔑视的关于市民社会的观点。马克思的这一批判，主要的表现在两部著作中，一部是写于1843年夏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部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这部著作写于1843年末~1844年1月。前一部是以“手稿”形式写下的，而后一部是用来正式发表的。马克思的批判得到了什么结果呢？用马克思自己的话说：“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的活动者；而思辨的思维却把这一切头足倒置。”［7］这里应提及的是，在黑格尔那里，市民社会叙述的是资本主义的特征，其目的在于为德国的君主立宪制国家制度服务的。在一定意义上，黑格尔成为普鲁士的国家哲学家，是由于他的这一国家学说的作用。在马克思这里，市民社会是在新质的意义上使用的，通过市民社会，表示了一个被颠倒过来的新的哲学的诞生。
2. 由市民社会出发的哲学路线到底是什么？在制定唯物史观理论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一书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样形容了这一哲学路线：“德国哲学从天上降到地上；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地上升到天上，就是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想象的、所设想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存在于口头上所说的、思考出来的、想象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真正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我们还可以揭示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声的发展。”［8］这里说的“从天上降到地上”说的就是从思辨的和宗教的天降到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人；所谓“从地上升到天上”说的是从市民社会中从事实际活动人的物质生活和生产过程中论证出观念、宗教和国家这些由观念、思辨制造出来的天。
对于唯物史观产生的这一路线，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更明确的表述：“谬误在天国为神袛所作的雄辩一经驳倒，它在人间的存在就声誉扫地了。”“但是，人不是抽象的蜇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这个国家、这个社会产生了宗教，一种颠倒的世界意识，因为他们就是颠倒的世界。”［9］如果说《形态》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那么，《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则是在《形态》之前的1843年末~1844年初写下的。在这里，关于唯物史观的诞生地以及这一哲学产生的哲学路线已经奠定了基础。
应当指出的是，马克思的两部对《法哲学》的批判，着重是对黑格尔的，其中也包含着对费尔巴哈抽象人的批判。作为哲学体系来说，对于费尔巴哈的批判则是在《形态》一书中进行的。在《形态》之前，马克思还有对之专门批判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年春）。这个《提纲》在把唯物主义引入社会历史领域具有重要的历史作用。
以上两个马克思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的著作和两个批判费尔巴哈的著作《提纲》和《形态》，就表明了这一哲学产生的过程和性质。“从天上到地上”，又“从地上到天上”这一哲学路线，即指明了它产生在德国，又是对两个哲学发展具有巅峰意义的代表——思辨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和“人本主义”的唯物主义批判继承的基础上产生的。它表示的是人类哲学史上一个伟大的理论发现。“从天上到地上”，又“从地上到天上”这一哲学形成路线，有力地驳斥了“理论胚胎”说。
3. 什么原因使马克思走向市民社会的呢？这也就是什么原因使马克思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的呢？这原因就是人们的物质利益原则与正义的国家和法的矛盾。马克思在哲学上原是青年黑格尔派的成员，相信黑格尔的正义的法和国家的理念。可是他在《莱茵报》处理林木盗窃案时遇到的物质利益原则与黑格尔《法哲学》的矛盾引起了“苦恼的疑问”。这个“苦恼的疑问”表现为由摩塞尔农民的林木盗窃问题而引起的与官方论战。论战的现实是，当时议会中的各个等级（包括农民的代表）都是为自己的物质利益进行辩护。对马克思来说，这是他“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这种批判使他知道，“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它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10］这里应当指明的是，这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的。在这里，唯物史观已经制定，而这一制定又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有关系。
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只是表示着这一哲学产生的路线，而这一哲学的性质，却又要有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研究来实现。
4.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它与以往的唯物主义区别在哪里？这个区别的分水岭，就在对待市民社会中物质利益的态度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前的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一切唯物主义是各色各样的，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缺陷，即不能贯彻到市民社会的物质利益和生产过程中去。因此，唯物论被分为不同性质的两种形式，一种是专注于观察研究自然界的物质及其运动的唯物主义；另一种则相反，它能够贯彻到市民社会的物质生活和生产过程之中。按照马克思自己的说法，前者为旧唯物主义，后者为新唯物主义。《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条是专门界定这两种性质的唯物主义：“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人类社会的人类。”在这里，对待市民社会及其人的社会性质成为新旧唯物主义的界碑。把市民社会看作自然的人的生存居住地，是旧唯物主义的特征；在后者，则是把市民社会看作“人类社会的人类”。这里的“人类社会”指的是人类为了自己的生存并且能够发展而进行物质生产和再生产的“人类社会的人类”。
这个新唯物主义的唯物观在《形态》中有进一步的明晰。在《形态》中这个“人类社会”的唯物观，指的就是“吃喝住穿”这些物质生活和要得到这些的物质生产。按着马克思的说法，这些物质生活和生产过程是“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11］。这个唯物观，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也有论述：“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便构成基础”［12］。
为了进一步摆脱“理论胚胎”，我们需要对“新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进行辨析。通过辨析把被理论胚胎迷雾淹没下的新唯物主义的光芒一一揭示出来。辩证唯物主义的平面理论结构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点。与此相反，新唯物主义的本质特点，可分述为以下四个方面：（1）它新在对唯物主义的新的理解上，即唯物主义的“唯物”不在“辩证”上，而在于它的制高点上：市民社会的物质生活和物质生产，马克思称“物质生活关系的总和”。（2）它产生的新的哲学路线，新的唯物主义哲学——唯物史观。（3）对实践的新的理解上。正如《提纲》所说的，它是“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在这里，人们的物质生活要靠“交往形式”来实现；物质生产要靠生产过程来实现。无论前者抑或后者都是人类最基本的社会实践活动。所以说，具有变革、能动的实践是新唯物主义的本质特点。因此，新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和唯物史观，是从不同角度说的，都具有同等的意义。（4）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物质生产，既是唯物主义的制高点，也是这一哲学研究的出发点。这一特点，与两个“主义”的推广论正相反，前者重视抽象地理论推演，后者注重的是对物质实践活动的具体研究。新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二者既不能等同，也不能替代。
5. 唯物史观的艺术整体。摆脱了“理论胚胎”的这个哲学，自有自己的体系，这个体系称为“艺术整体”，这个“艺术整体”就在于对市民社会的进一步理解和解剖之中。在制定唯物史观理论的《形态》一书中，市民社会这一概念包括三重意思，它们的关系便是唯物史观理论体系的基本构架。其一、市民社会是人类历史的“世俗基础”。人们的“吃喝住穿”以及为了满足这些生存条件而进行的“物质生产”是人类“创造历史”的“世俗基础”。这个基础“现在和几千年都是这样……因此，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与应有的重视。大家知道，德国人从来没有这样做过，所以他们从来没有为历史提供世俗基础，因而也从来没有过一个历史学家。”在这方面，法国人和英国人的历史编纂学，却“提供了唯物主义基础的初步尝试，首次写出了市民社会史、商业史和工业史。”［13］其二、市民社会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及各种上层建筑的基础。“‘市民社会’这一用语是在18世纪产生的，当时财产关系已经摆脱了古典古代和中世纪的共同体，真正的市民社会只是随同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但是市民社会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上层建筑的基础。”［14］其三、市民社会的发展是由自身的内在矛盾引起的：“在过去的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制约同时又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从这里已经可以看出，这个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15］
直到现在我们才有可能这样说，辩证唯物主义这个板块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制定出来的，充其量是后来者，在借用以往人类哲学史的一些成就，对唯物史观所作的一种理解体系，把这个理解体系取代了“从天上到地上”又“从地上升到天上”这一创造、发现的艰难历程。这种取代不仅给唯物史观罩上了光华的理论迷雾，而且极大地贬低了这一理论主体的价值，并且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引出各种偏颇理解和危害。摆脱了辩证唯物主义“胚胎”的唯物史观应当如何界定呢？它应该表述为：唯物史观是以市民社会为研究对象包括唯物论、辩证法和政治经济学在内的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及其规律的科学。这个科学有着自己内在的（与“推广论”相反）理论及其体系，用马克思的话说，唯物史观是一个“艺术整体”。
6. 唯物史观的开放性。这种开放性，就寓于市民社会之中。为了理解这一开放性我们着重指出两个方面：第一，市民社会在马克思这里既不同于黑格尔的，也不同于费尔巴哈的，亦不同于法国和英国历史编篡学家的。在马克思这里已经被提升一个重要的概念，表示着新唯物主义的新质的内容。第二，也是十分重要的，市民社会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各个社会形态的典型和非典型形态，都包括在市民社会这一概念中，也都构成了唯物史观的研究对象，即唯物史观一般理论的用武之地。具体地说，唯物史观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作为宏观它提供的是历史发展的尺度和理论及其方法；作为微观主要表现在实践上，即理论与一定市民社会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唯物史观不是历史哲学，也不是经济决定论，而在于它在微观研究上的与其具体的市民社会相结合的过程。
唯物史观的这种宏观微观研究，是唯物史观理论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内在原因。在典型社会形态的研究中，马克思选择英国这个资本主义典型形态，写下了《资本论》，这是唯物史观一种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在非典型的形态中，马克思专门研究了俄国的“农村公社”，提出了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这是唯物史观与时俱进理论创新的又一证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作为社会制度来说，既不是典型的封建制度，也不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制度，属于以小农生产为主的一种发展中的市民社会。它的经济建设是通过“双跨越”形式进行的。它的发展之快，在不到30年的时间内，走过了资本主义制度100多年的历程。资本主义制度经济建设所遇到的一些矛盾和问题，在我国很短的时间内突显出来，我们不仅要处理资本主义制度遇到的一些问题，还必须解决落后的封建制度遗留下来的各种影响。无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还是封建制度的缓慢演进，它们都是自发进行的。在近30年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双跨越”发展是自觉进行的。这种自觉性，就表现为三个理论创新，这三种理论创新要解决的市民社会双跨越发展中的问题是各不相同的：改革开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主要解决长期以来闭关自守的经济建设的方针路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改革开放后，我们要融入世界经济在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必须遵循的指导原则；科学发展观则是在这一市场经济深入发展过程中，在处理解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出现的一系列深层次的矛盾和关系时，必须深入理解“以人为本”和“和谐”为原则的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意义。这三个理论创新都是依据我国这个具体的“市民社会”，在经济建设的不同发展阶段的实践要求提出的，它的创新都是唯物史观的理论创新。我国的经济建设是“双跨越”，在新的实践基础上，将还会提出各种不同的理论创新。
参考文献：
［1］黄楠森.列宁的《哲学笔记》及其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高校理论战线，2006（10）
［2］［3］［4］罗森塔尔、尤金.简明哲学辞典.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744、740、688
［5］［6］简明社会科学词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93、1101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250－251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30
［9］［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78－79
［10］［13］［14］［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2、79、130、87－88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776
编辑 秦维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