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海光（1919—1969），原名殷福生，湖北黄冈人。他出生于五四运动爆发的1919年，自称“五四之子”，并以“五四后期人物”自居，一生皆以继承“五四”的精神和传统、追求民主自由为己任。尤其在台湾的二十年间，提倡自由主义，成为当时台湾知识界的一面旗帜。
“右派学生”与第一个从军的研究生
殷海光出生在一个普通的耕读之家。7岁进私塾读书，12岁进入武昌中学学习。那时，就显露出他独特的个性，喜欢的课程成绩好，不喜欢的课程成绩很差。这让他的父辈很生气，一度让他辍学去食品店当学徒。后来在他的强烈要求下，才被允许继续上学，却更加偏向他所喜好的事物。他尤爱辩论，性争强好胜。当时，世界书局出版的《论理学ABC》一书使殷海光如获至宝。这本书把他引向了逻辑世界，也确定了他一生的治学方向。当同乡把一部清华大学教授金岳霖所著《逻辑》带给他时，他鼓足勇气给这位名教授写了一封信。意想不到的是，教授很快回信，不仅回答了他的逻辑问题，赞许了他的见解，还答应寄资料给他。这是两人牢固友谊的开始。
在大师的鼓励和支持下，高中时的殷海光就一头扎进了逻辑学的世界。他看到刚出版的由查普曼和亨利合著的《逻辑基本》后，就一心想把这本厚厚的英文书译成中文。16岁少年的举动让人难以理解。但是，仅仅半年后，殷海光就把这本417页的书翻译完成，并写了15000字的译者引语。其顽强毅力和惊人能力令人刮目相看。译作由正中书局出版。他还将译者引语改成《逻辑和逻辑学究竟是什么》，发表于张东荪主编的《文哲月刊》。
高中毕业后，殷海光在金岳霖的资助下来到北平，结识了许多学界名流。北平沦陷后，他回到家乡。不久，奔赴昆明，追随他的恩师金岳霖，开始了他无限向往、日后时常回忆的七年西南联大生活。
1938年秋天，殷海光进入西南联大文学院哲学心理学系学习。在大学校园，他小有名气。他选了郑昕老师的《哲学概论》。郑昕看到他来听课，就对他说：“你不用上我的课，下去自己看书就好了。”殷海光就看书自学，考试还得了这门课的最高分。他选了金岳霖的逻辑课，教授说：“我的课你不必上了，王宪钧刚刚从奥国回来，他讲的一定比我好，你去听他的吧！”联大充满五四传统的自由学风对殷海光影响很深。
殷海光积极投身校园里的各项政治活动。晚年他曾说：“当时在昆明西南联大校园内，真是‘各党各派’，‘异说争鸣’。我当时几乎事事反应，简直静不下心来苦攻学问。”殷海光是有名的“右派学生”。在那个特殊的战争年代，许多自由主义者都选择以国家作为拥护的对象。殷海光也成为国家与领袖的拥戴者，敌视共产主义，欣赏法西斯主义，在校园里遇到相好的“同志”，动辄伸手行法西斯敬礼。
1944年10月，抗战进入极为艰苦的阶段，蒋介石号召知识青年从军卫国。在“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感召下，无数青年慷慨从军。正在清华研究院做研究生的殷海光满腔热情投笔从戎，是全国第一个从军的研究生。
1945年1月，殷海光入伍，被送到印度的兰姆伽，进行汽车驾驶训练。可惜殷海光对机械性的东西毫不适应，很快被淘汰，成为不合格的士兵。他们这支部队结束训练回国后，日本投降了，殷海光的军营生活也就此结束。
《中央日报》主笔与《民族报》总主笔
抗战胜利后，殷海光来到重庆找工作，他在独立出版社找到了编辑工作。他写了一本《中国国民党之危机》的小册子，提出了国民党存在的问题，并攻击了共产党。这引起了人们的注意。随后，他写了《中国共产党气象学》，在《扫荡报》连载。光明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光明前之黑暗》的小册子。这些文章本着其一贯的反共立场，对共产党进行了攻击。由此，他受到了国民党中宣部长梁寒操的器重，得到了蒋介石的接见，被陶希圣聘为《中央日报》主笔。
这时的殷海光对于国民党政府的严重弊端视而不见，把祸乱和灾害的根源都归之于中共。这集中反映在他1948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之观察》一书中。在书中，他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特点、与现代政治的关系以及如何打败它等方面，对中共进行了恶毒攻击。
但是，随着人民解放军的节节胜利和对国民党了解、观察的深入，尤其是1948年底，他以《中央日报》主笔身份亲临淮海战役战场，从灯红酒绿、弦歌不辍的首都来到赤野千里、庐舍为墟的战场，大为震惊。殷海光的思想发生了实质性转变，由支持国民党变为批评国民党。他相继发表了《我们走哪条路？》、《我对国共的看法》和《中央日报》社论《赶快收拾人心》，对国民党提出了尖锐批评。指出走国民党的路，中国也绝不会有前途。他认为中国要走“民主社会主义”，即“政治民主”和“经济平等”之路。可以说，他已经受到了社会主义的影响。
随国民党败退到台湾后，殷海光仍担任《中央日报》主笔，并又担任了《民族报》（《联合报》前身）总主笔。刚到台湾的几个月，他先后发表了《新中国出现的一天》《关于中国前途的讨论》《五四运动三十年》《外伤与内溃》《论国民党的改造运动》等文章，宣传他的“经济平等”和“政治民主”的双重主张。他的观点不为人们理解，而报社死气沉沉的环境又与他的精神格格不入，1949年8月，他辞去了这份待遇优厚的工作，開始了震撼人心、影响深远的新历程。
“台大第一人”与《自由中国》核心
辞职后的殷海光向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毛遂自荐，傅斯年对他的学识与才华有所耳闻，恰好学校需要一位逻辑学教师，殷海光顺理成章成为了台湾大学教师。
殷海光独特的个性使他成为校园引人注目的人物。他教授的逻辑课第一次期终考试，竟有105名学生不及格，群情哗然。面对校长的疑问，他回答这是用清华和北大标准来衡量考卷的。对学生，他骄傲地说“殷海光的学生是不谈分数的”。
逐渐地，学生喜欢他了，并且是越来越喜欢。殷海光崇尚自由学风，上课不点名，学生自由听讲，自由出入；他把一门纯粹学理课程的逻辑学讲得生动活泼、引人入胜，深深吸引学生的心灵；他喜欢与学生们讨论，热心回答他们的疑问；他是一位演讲天才，他的演讲像磁石一样吸引着学生们。他的学生说“殷先生的讲课，不如他的文章；他的文章，不如他的聊天；他的聊天，不如他的演讲。他一站在讲台上，真是灵光闪闪，词锋锐利，在理性的分析中，夹带着深厚的感性色彩。”他经常对学生们说：“我没有学问，但能使你们有学问。”他努力当好一个启蒙者，去发现学生，引导他们成才。他以他的真诚、热情和责任感，和学生打成一片，与很多学生发展成一种亲密的友谊。他的学生中，有许多人成为出类拔萃、名动天下的学者，如林毓生、张灏、李敖、陈鼓应、王晓波等。
在台大的十多年，也是殷海光思想最为活跃的时期。他发表了一些逻辑学论著，论文有《科学经验论底特性及其批评》《逻辑底性质与范围》《逻辑究竟是什么》《实证论导引》等，另有专著《逻辑新引》和译著《到奴役之路》等，成为台湾学术界独树一帜的人物，是台湾“科学实证”论述的重要催生者，被认为“对台湾近二三十年来社会科学界的实证倾向也有推波助澜的作用”。
作为台湾大学教授的殷海光具有极强的号召力，给台湾大学五六十年代的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提起他，学生们这样回忆：“一讲到三十多年来的台大，第一个常被提起的人，不是傅斯年，就是殷海光。但是，如果从学术思想的内涵、学术批评精神和风范的树立，追求真理精神的光辉，以及感动和影响青年学子思想精神和学术情趣等方面来看，殷海光，无疑的，是台大三十多年来的第一人。”
在探求学术的过程中，殷海光的自由主义思想也从背景走向前台，展现出其投身现实政治批评的自由主义者身份。他认为：“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至少必须具有独自的批评能力和精神，有不盲目权威的自发见解，以及不依附任何势力集体的气象。”他的名字和《自由中国》杂志紧密相联。《自由中国》因殷海光的雄文和勇气而光芒四射、日渐辉煌，殷海光也随《自由中国》的传播而影响深远、名动天下。
《自由中国》杂志是由胡适、雷震等人于1949年11月创立的半月刊，其初衷是挽救国民党军事上的失败，振起舆论，希望通过这个杂志，“支持并督促国民党政府走向进步，逐步改革，建立自由民主的社会”。但是，随着自由民主观念的宣扬和提倡，杂志与国民党政府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对抗不断升级，最终爆发“雷震案”，刊物被国民党扼杀。
殷海光经历了《自由中国》从创刊到终止的整个过程。他从1949年11月20日在《自由中国》创刊号上发表《思想自由与自由思想》一文开始，到1960年9月5日在最后一期《自由中国》上发表《大江东流挡不住》一文止，共发表文章50多篇。此外，他翻译的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的《到奴役之路》也在《自由中国》上连载。他的这些文章总体分为两大部分，即褒贬社会现实问题的时事评论和宣扬自由民主思想的政治评论。
在来台之前，殷海光已经对国民党持怀疑和批评态度。来台后，这种态度更加强化。他以《自由中国》为阵地，以他的自由思想和抗争精神，对国民党进行剖析和清算。1957年8月起，《自由中国》以“今日的问题”为主题，对15个台湾现实中的问题展开讨论。殷海光写了第一篇题为《是什么，就说什么》的“代序论”。他坚持要讲真话，指出“我们立言的基准只有这样一条：是什么就说什么”。这篇文章不仅唤醒了人们的良知，而且为《自由中国》的言论立下了理智和道德的双重基础。
《自由中国》倡导自由民主的言论与国民党的专制统治格格不入，引起了国民党的恐慌，导致雷震等人被捕，《自由中国》被查封。这就是轰动一时、举世震惊的“雷震案”。这使一切有正义感的人们感到怒不可遏、痛心疾首。殷海光挺身而出，公开发表了《我看雷震和新党》、《法律不会说话——因雷案而想起的》和《雷震并没有倒——给李万居先生的一封公开信》等文章，高度评价雷震为自由民主奋斗的精神。他还执笔，与夏道平、宋文明联名发表了《〈自由中国〉言论撰稿人共同声明》，声明说：“雷震先生是《自由中国》半月刊的发行人，因而他对《自由中国》半月刊的言论负有法律责任；可是，我们是撰稿人，对于我们自己撰写的文字，我们从来没有规避自己应负的言论责任。”
同样被列为打击、惩治目标的殷海光只能以这样的方式表达他的爱憎。在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他沉默不语，很少说话，把愤怒和痛恨深埋在心里。
孤独与超越
对现实政治心灰意冷的殷海光，只能安于学术的寂寞，努力锻炼“隔离的智慧”，相继写出了《语言世界与经验世界》、《试论信仰的科学》等学术文章。这些文章连同他更早些时间所写的学术性文章，编为《思想与方法》一书，1964年10月由文星书店出版。此书极受读者欢迎，半年后再版。
在形同隐居的日子里，他每天按部就班地读书、写作，“应用哲学的技术来思考近代中国的问题”，对近百年来中国社会文化变迁进行思考，于1966年出版了讨论中国文化的代表作《中国文化的展望》一书，该书是殷海光“后《自由中国》时代心血的结晶”。
就在殷海光潜心学术的同时，外界对他的攻击和迫害一刻也不曾停止过。中西文化论战让殷海光饱受攻击。这场1962年至1966年的论战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没有学术价值的非理性厮杀，双方几度法庭对垒。西化派有李敖、许登源、洪成完等，中国文化派有胡秋原、徐高阮等。殷海光始终无意卷入这场纷争，但是西化派很多人是他的学生，对方误以为殷是主谋，他们对殷海光进行接连不断的诬蔑、围攻，把殷骂得狗血喷头，使殷海光身心俱疲。
接下来一连串事件对殷海光打击更大。首先是他的《中国文化的展望》一书被台湾警备司令部查禁，随后他申请的“国家长期发展科学补助金”被停止，每月60美元的补助是他维持最低生活费用的一半来源。更大的打击接踵而至，他被迫离开工作十几年的台湾大学，这是殷海光争取自由民主而不被容忍的必然结果。殷海光的抗争苍白无力，而处境继续恶化。1966年下半年，他的行动受到监视，便衣警察开始出现在他家附近。
离开台大后，殷海光成为“一个孤独的旅人”、“群众中的孤独个体”。经由长期的文字诬蔑，原来的亲朋好友，一个个与之疏远，他说：“正因这样，我不仅变成一个生活的孤岛，而且是一个价值的孤岛，以及一个感情的孤岛。”
但他依然沉醉在罗素、哈耶克、波普尔的世界里，对自己以往对中国传统的态度进行反思，从对传统的反叛和批评转为对传统的超越。对于解剖自己，他说：“就纯粹的学术来说，我自问相当低能，丝毫没有贡献可言。就思想努力的进程而言，我则超过胡适至少一百年，超过唐牟（唐君毅、牟宗三）至少三百年，超过钱穆至少五百年。个中的進程，我自己知道得很清楚。这些知识分子在种种幌子之下努力倒退，只有我还在前进不已。”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殷海光又得了癌症。在贫病交加、孤立无援的困境中，他顽强抗争。1969年9月，自由思想者殷海光停止了思想。
（责任编辑：顾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