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如刘先生最负盛名的红楼梦人物系列、古代诗人系列、古代人物故事系列。这种对古代文学经典故事人物独特的情结，无形中让刘先生在塑造故事中人物形象时，能准确地把握人物的性情、心理和瞬间神态，并成为其绘画艺术的—大特色。
正是基于对绘画的痴迷，刘旦宅幼年在家乡即得享大名。1941年，年仅10岁的他即在温州举办过“十龄童刘小粟画展”，并因此有“神童”之誉。然而命运对于“神童”有时也无能为力。
在战火、杀戮和饥饿泛滥的上世纪40年代，整个民族都在动荡和灭亡的边缘，作为个体而言，一切都显得无助而微不足道。刘先生由于种种原因，从初中辍学，开始了学徒生涯。如果条件能够允许，刘先生或许能读书直至考入大学，或许进入专业院校，若如此，其艺术肯定又是另一番模样，是沉寂于学院一派的面貌之中还是另成高格，不得而知。但人生毕竟不能假设，或许也正是这种际遇以及之后的一系列经历，成就了刘旦宅的艺术，并最大限度地保持了早年对艺术的纯真和自我方向，没有受到太多学院专业训练的干扰和学院笔墨的引导，具有了自我的明显风格特征。
辍学后的刘旦宅是幸运的，因为他学徒的师傅是当时温州知名中医徐堇侯。世家出身的徐堇侯，修养全面，据称诗文书画曲均有博涉，唯不善经营。徐先生并没有世俗师傅的刻薄，反而较为善待这些学徒。其写字、画画时常让刘旦宅陪侍，这无形中也对喜爱绘画的刘旦宅形成了—种心理暗示。刘旦宅后来自称这段时间别的没学好，而对徐先生的画情有独钟，白天观摩徐先生作画，晚间自己凭记忆苗摹，后再请教。这段师承关系，应该让刘旦宅获益良多。至少，他以后走向艺术这条道路，这一段经历是—个重要的引子。或许，刘旦宅对绘画笔墨的早期理解，正是从这里启蒙。
年龄稍大，刘旦宅就利用晚间到当时的美术学习班去学西洋画的素描。这段为时不长的专业学习经历，对他之后的绘画之路影响颇大，最为重要的是为他打下了坚实的人物画造型基础，并为脱离古版画系统而确立自我的绘画风格埋下了伏笔，也为其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系列主题性创作准备了条件。
正是凭着对绘画的这种痴迷和勤奋，刘旦宅的绘画技艺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并开始以绘画为生。以画为生，不治他业，在没有其他稳定收入的刘旦宅而言是不易的。为了生存，他在绘画技艺的修炼上更加用心，只要是与绘制相关的业务他都能干，这就训练了他的一专多能。在技术上的全面，为他奔赴上海准备了条件。
新中国成立后，刘旦宅凭着扎实的绘画底子来到上海。最初，他在大中国图书局工作，绘制插画。很幸运，刘先生在这里碰到了著名学者顾颉刚先生，顾先生当时任大中国图书局总编辑、总经理。这位颇有文化责任心著名学者，为了提高员工的文化水平，利用业余时间为员工授课，教学的内容是《古文观止>。虽然这段教学的时间不长，但对—个初中即辍学的刘旦宅而言，应该还是有着一定的隐性影响，并最终在其后来的绘画中展现出来。这从刘先生绘画题材的传统风雅人物来看，没有一定的文化底蕴，驾驭这种题材是有难度的。
刘旦宅在上海的工作后来几经调换，但其工作一直是为出版社绘年画、插图、连环画。1953年，他出版首部连环画《马专员审案》；翌年，出版连环画《屈原》，并在1963年全国连环画评奖中获得二等奖。其连环画精品还有《破釜沉舟》《杜甫》《李时珍》等。这段时期，刘旦宅还绘制了大量的年画、插图等，出版后影响颇大。其中有歌颂新中国民族团结的年画《友谊万年图》，有颂扬民族精神的《大禹治水》《愚公移山》，有描绘传统经典人物形象的《西施》《王昭君》《杨贵妃》等。但是，刘老最爱表现的还是《红楼梦》题材，绘有《石头记人物画册》《金陵十二钗》邮票和《红楼梦》等。大量图稿的绘制，让他的绘画技能得到了极大的锻炼，为后来其创作水墨人物画的造型和风格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据贺友直回忆，在上世纪60年代，他发现刘旦宅在闲暇时常呆坐，右手伸指比画，双目随指移动。原来他是在默画构图、形象，痴迷如斯，才有了后来的得享大名。
“文革”之中，刘旦宅被冠以“莫须有”的罪名而身陷囹国。其所遭受的磨难，据称是在上海的画家中少有的，后来又被作为“黑画”的代表性人物而遭到无情的批判和斗爭。即使这样，在这那段最黑暗的年代里，刘旦宅依然没有丢掉自己的画笔，坚持着自己对艺术的信念。于艺术而言，在艰难中方见个人的毅力和真情；同样，经过艰难困苦的淬炼，在艺术中才能反映出更多的人生感悟，从而使得作品更具思想性。这种饱经沧桑的内质，往往成为艺术作品中最为吸引观者的存在。这一系列的长时间的磨难，赋予了刘旦宅艺术升华的契机。其绘画艺术日见成熟，丢掉了一些余赘，在绘画中以简率、明净的风格识见着自我的感悟。其笔墨涵雍而雅净，过滤掉了苦涩和杂质，完成着自我的塑造。艺术作品中展露的情感，是艺术生命的来源，同时，艺术的情感是超越世俗情感之上的升华凝结，粗暴的世俗情感往往破坏艺术的品格。刘旦宅在反“右”、“文革”中所遭受的苦难，并没有简单地出现在作品中，反而其绘画中展现的风格更加明丽、雅净。这种类似悖反的风格呈现，更显示出其人生态度的豁达、洒脱，心灵不役于物，不拘于事。
这一时期，或许为了生存，更或许是为了能摸笔画画，刘旦宅顺应时代的政治需求，创作了—批红色题材的作品以及反映}土会主义建设新风貌的作品。在他的红色题材系列中，他更多的是选择红色经典中革命形象，如《江姐》《琼花>（琼花《红色娘子军》中的人物），更为经典的是京剧样板戏中的艺术形象，如《阿庆嫂》《李铁梅》等，这一系列人物形象，多是以女性为主；当然，他还有—批描绘毛主席诗词的作品，如<蝶恋花》；而其反映新中国成立后社会新风貌的作品，也明显受到了时风的影响，如反映农业生产的《披着露珠迎朝阳》《田头歌声》，反映人物精神面貌的《快速扫盲有力法》等。
或许，这些受政治影响的作品并非刘旦宅真正的内心表达。于是，他在这段暗淡的日子里，以笔墨写意的方式绘制了—批古典故事人物，其中最为著名的是《红楼梦故事图> 20帧。明珠不蒙尘，同理，优秀艺术的生命自然散发着他的温度，这些作品在“文革”后出版，其影响力迅速波及全国，奠定了刘旦宅海上名家的地位和权威。其后，刘旦宅的画作不断被各种书刊发表，其作品广受民众的喜爱。政治环境的宽松和条件的优越，使得他能专注于创作，作品越画越好，潇洒、简率，在不羁的笔墨中泼洒着胸中块垒。
“85新潮”的到来，美术界熙熙攘攘，各类主义、画派林立，中国画“穷途末路”论甚嚣尘上。坚守传统绘画题材的刘旦宅不为所动，坚持着自己的笔墨道路，不逐潮流，不标新，不“创新”，坚信中国画之精神所在。这不是迂腐，也不是落后，因为他懂得艺术的本源所在，清净、率真。这时，他调入上海师范大学任教授，专注于教书育人。
痴迷绘画的刘旦宅是勤奋的，他的勤奋—方面反映在作品多，另一方面则反映在他在绘画技术和思想方面不断探索、学习的精神。看他的绘画，能工能写，能收能放，人物、花乌、山水、书法都涉及，且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另外面目多样，显示出良好的绘画修养和技术能力。即使在其艺术生涯晚期，我们在其作品中依然可以读取他那不解的探索精神，因探索而积极进取，成为他艺术生命的原动力。当然，他对前贤、师辈乃至同侪的优秀的绘画因子也积极吸收。如他晚年绘画中树的画法，在笔法上得陆俨少的真髓，线质道劲而坚韧，大胆泼墨而处处见锋；在写意人物中，泼墨笔法中时流露出程十发的痕迹。当然，这种在画法上的借鉴并不泯灭刘旦宅绘画中的自我风格，相反，这些优秀元素的吸收反而丰富了他在画法上求新、求变的体验，显示出他在艺术上不断探索的艺术本真精神。
近20年来，艺术品市场迅速发展，刘旦宅画作的市场价值不断升高，且供不应求。但他似乎对此看得很淡，在他的晚年，当一个个老友相继离世，对于伴其一生的最为钟爱的绘画，他开始疏离，自我解嘲地说：“画的画没人欣赏，只是被买来卖去，没有意思。”市场的唯价值论，往往会泯灭画家真实的艺术价值。也许正是看到了这一点，面对着知音远去，此情寂寥，犹如伯牙断琴，只能将一腔衷肠付之阙如。可以想象，在老先生眼中，这是其绘画的艺术之殇。真正的艺术，是超越社会世俗功利的，不在于轰轰烈烈，而在于其生命深处灵魂的畅达。从这一点来看，在刘旦宅的意识中，其绘画只关乎自我灵魂的生命抒发，不关乎世俗价值的定位。在市场经济的社会里，这种认识难能可贵。
2011年，随着刘旦宅的离世，传统的海派绘画也将告一段落。自清末兴起的海派绘画在走过辉煌的民国，并对传统绘画产生巨大影响之后，随着民国出生成长，接受过传统教育模式，并成熟于新中国成立后的一辈的一一离世，海派绘画中的传统因子也在迅速削弱。而新中国成立之后成长并接受过学校教育的—代画家，开始了绘画本体在艺术中的探求，据上海这中西艺术交流的前沿，在绘画中又展现出了新风尚，创作的追求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地域特色在迅捷的通信与交通中也开始模糊了界限。回归和发展，传统与现代，经典与时尚的纷争似乎已经没有了意义。这一切，终归于艺术个体的思考和向尚。当然，艺术市场的导引也将成为—个重要的因素。